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水平过低，中等收入者比重过小。这些问题已经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快速增长。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原因是资本收入过高、人力资本过低；背后因素是机会不公平，各阶层掌握的资源差距过分悬殊，以及腐败和垄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是对低收入者的同情、怜悯和恩赐，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和和谐社会建设。

　　收入差距过大和中等收入者比重过小

　　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收入与消费密切相关。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低且收入水平高低相差悬殊，严重制约着消费水平，导致内需不足。1997年秋季以来，中国就遭遇国内消费不足，多年来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内需不足问题。收入分配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快速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尽快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收入水平得到普遍的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存在着收入分配高低差距过分悬殊，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中等收入者占劳动者中的比重过低等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是，无论农村和城镇都出现了一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户。那些先富起来的群体与贫困户的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收入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分悬殊。

　　我认为，所谓低工资就是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从总体上看，中国居民的工资普遍低于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工资迅速提高，但还是赶不上劳动力价值的提高。这就是人们普遍感到“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深层次原因。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另一个根据是，从1998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明显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关注收入差距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低收入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变。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是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是对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仍然是低工资，需要大幅提高，这是有很大争议的看法。不少人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有高收入，这就把工资看成是纯粹的分配范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这个看法没有事实根据。从世界上各个高工资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都是先提高工资水平，才有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工资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不仅是分配范畴，而且是生产范畴，要纳入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构成部分的。当然提高工资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和普遍的低收入状态，淹没了中等收入者。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者。其实，中国不是没有中等收入者，而是中等收入者占总劳动者的比重过低，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解决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同情、怜悯和恩赐，而是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关系到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根源和深层次原因

　　中国收入分配方面产生不少问题的经济原因是，物质资本收益过高，人力资本报酬过低。资本收益造成了一部分高收入群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也承认了资本收益。资本收益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样就提出了新的分配原则:把按劳分配原则改革成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新的分配原则事实上把中国居民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居民只有劳动收入；另一部分居民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资本收益。中国的劳动价格很低，于是只有劳动收入的劳动者成为低收入群体。中国的资本收入很高，于是有资本收益的人就成为高收入群体。问题在于一些人取得资本的规则不公正。吴敬琏认为，收入差距过大的背后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惩治腐败以实现机会均等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的，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也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造成的。樊纲认为，腐败和垄断的原因在于旧体制的改革不彻底。旧体制的特征一切都是公权，其次是国有垄断和政府管制的问题，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之间产生巨大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体制以及有关的体制没有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时候，一些人掌握了数额巨大的资源，甚至垄断了某些部门，于是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收取高租金。所以中国的资本收益居高不下。

　　由于引入人力资本多少的不同，可以分成两类劳动力。没有引入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只是体力劳动者，其获得的收入是低廉的，所以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引入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劳动力是熟练劳动力，能够从事复杂劳动。不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是两类不同质的劳动力，从事极不相同的劳动，适应了发达的分工的需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巨额财富。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差异，因而就应该获得较高的报酬。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力资本报酬不高，甚至可以说劳动者个人接受教育的花费没有得到直接的补偿。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是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昂贵的投资。学生接受教育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因为接受教育减少了劳动年限，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很高。而目前的工资结构中，对个人花费的教育投资并没有明确的补偿。

　　舒尔茨说过，在欠发达国家，资本收益在个人收入中处于支配地位，人力资本报酬处于次要地位。在现代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美国)，工资和薪金收入在个人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土地与资本收入越来越下降。库兹涅茨经过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财产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世纪中期的20％－40％稍微有所上升，以后就下降，现在下降为20％。同时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原因是人力资本报酬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资本收益高人力资本报酬低，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发展初期的特征。普雷维什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分配机制。这种过时的分配机制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改变。如果不改变，将会严重阻碍人们进行昂贵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阻碍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